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要再造几个“香港”

　　1990年春节，上海下起了并不常见的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给人一丝惊喜。上海市民过节休息也一如往常，走亲访友，合家欢聚，嗑着瓜子聊天。 

　　在上海西郊，一座绿荫掩映的宾馆内，已经退位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上海度过第三个春节。 

　　窗外，不时传来了贺新春的爆竹声，空中一阵焰火闪过，充满着温馨祥和的气氛。但是86岁的邓小平并没有休息，他在思考，抽着烟，他外表平静，心系全球大势，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正在内心形成。 

　　在上海期间，他坦率地对朱镕基等上海领导人说，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邓小平说话简短直白，言语中也没有深奥的理论色彩，微言大义。听者也明白邓小平此话的分量。那么，这应该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国际局势出现了大动荡。苏联阵营开始分裂。 

　　1989年11月，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标志性的建筑——柏林墙轰然被推倒，东德人顷刻像潮水一般迅猛地涌向西德。柏林墙倒塌恰如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也跟着发生了剧变。全球政治格局出现雪崩式的变化，就像一场奇变的魔术让全世界的观众目瞪口呆。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为海外投资者看好。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政府高调进行价格改革，导致罕见的商品抢购风潮，尤其是大城市里，传言四起，人们什么都抢购，人心惶惶。为防止经济失控，中国政府作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的决策。 

　　经济治理整顿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放缓。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迷的两年。上海GDP的增长没有超过4%。而银根收紧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只能以记账单而不是现金来收购农民的粮食，也就是“打白条”，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 

　　北京“六四风波”后欧美等国发起了对中国的“制裁”。海外的投资者裹足不前，犹豫再三。大多数西方在中国的公司已经停止运营，在观察窥测。 

　　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遭遇严重困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 

　　1989年6月16日，北京发生的“六四风波”刚刚平息，邓小平与江泽民等几位中国领导人谈话时就提出：要进一步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他明确地向世界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在之后连续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都谈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1979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批准了在中国南方边陲举办经济特区，经过十年的发展，深圳由渔业小镇变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以其令人晕眩的年均经济增长26.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特区的奇迹。 

　　十年后，邓小平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深圳、珠海这几个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他要找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撬动中国改革开放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因此，他说，要再造几个“香港”。 

　　在哪里造“香港”呢？ 

　　邓小平的视线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上海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还打了一个比方：“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把上海搞起来”就是要在上海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上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这就是大动作，是一张王牌，也是一条捷径。邓小平要通过上海的大动作，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不会关上国门，反而会将国门拉得更开。

　　2.退休后的嘱托

　　1990年2月13日晚，邓小平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话。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在谈到浦东开发需要优惠政策时他说：我赞成，你们应当多向江泽民同志汇报。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市委一位官员回忆，坐在前排的邓小平转过身来，严肃地对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跟江泽民同志说。”朱镕基当即回道：“泽民同志刚到北京，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 

　　邓小平爽快地答应:“好，我来讲!” 

　　检索史料，类似浦东开发晚了的话，邓小平说过多次，可见其内心遗憾之深。 

　　确实，1980年当深圳等经济特区旋风般崛起，当财富快速增长首先在中国南方实现时，也曾让一些学者和官员不解，中国政府在南方偏远之地设立经济特区时，为什么不考虑上海，为什么要到十年后才想到上海浦东？ 

　　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在没有任何经验和案例可借鉴的情况下，上海贸然建立经济特区的风险太大，只能等一等。 

　　除了“风险太大”的说法外，还有“长子”一说。据浦东开发的一位参与者回忆，有一次，中央某领导来上海考察讲了一番情真意切的话，大意是中国几十年来体制机制僵化，走了很长的弯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能会找到一条新路，但是这个过程或会产生风险，这个风险，可以让穷一些的地方去冒，上海一旦出风险，成本太高，同时，我们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又是一个穷家庭，上海就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了照顾家庭，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 

　　不过，邓小平为20世纪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 

　　因此，到了1990年，邓小平不再犹豫了，他的视线越过重重迷雾，穿透历史和未来。一种崭新的思路已在他心中形成：浦东开发开放要成为一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这一年2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郑重地嘱托江泽民等新任的几位中央领导：“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他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在《李鹏经济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3月3号，泽民同志和我，我们应邀来到小平同志住处，广泛的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作了谈话，小平同志在这一次谈话中用很长的篇幅，谈了浦东开发开放的问题，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很谦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就把上海放进去，晚了十年了，这个责任在我。 

　　这次谈话后，3月28日至4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率领一个中央政府部委领导组成的庞大的工作班子来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 

　　姚依林在浦东考察后，很快形成《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同年4月10日，李鹏总理在北京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开发浦东的专题报告。两天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4月18日上午，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从邓小平郑重地嘱托到4月18日，仅两个月，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打出了一张王牌，浦东的命运也因此彻底改变了。 

　　3.我的一大失误 

　　1991年1月28日晚，邓小平和往年一样到上海过春节。在去住地的途中他听取了朱镕基的汇报，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他惋惜地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同时，邓小平又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2月1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上海市民还沉浸在新春的节日气氛中，邓小平登上了上海一家宾馆41层的旋转餐厅。窗外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他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城区的面貌，一边对身边的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 

　　时任浦东新区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李佳能回忆道：朱镕基引着邓小平到事先准备好的圆桌前，大家围着圆桌坐下，表示是家庭谈心式的汇报。邓小平穿着灰色的两用夹克衫，精神很好，非常慈祥，笑容满面。 

　　朱镕基开始汇报，邓小平一边听着一边发表看法。“小平讲话是浓浓的四川口音，听起来很亲切，口气是商量性的。”李佳能说。 

　　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有点遗憾地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 

　　他还叮嘱道：“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他竟然承认自己的失误：“回过头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他还说：“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对一个地方的建设反复地表示歉意，并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是不多见的。 

　　在邓小平眼里，如果从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算起，浦东开发晚了十年，如果从1984年中国开放14个沿海城市算起，浦东开发则至少晚了五年。 

　　1992年2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上海市领导关于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并审看浦东新区规划图后，惋惜但仍鼓励道：浦东开发是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1993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上海市领导：“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 

　　而上海市领导人对这样一幕印象深刻：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车站上，火车即将出发前，他又把上海市领导叫进列车，一再关照：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更快。 

　　邓小平身上的急迫感也成为上海和浦东领导的压力。 

　　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意识到这一点，把希望寄予浦东，把浦东开发定位于“中国今后十年开发开放的重点”、“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龙头”、“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等等，浦东开发已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 

　　那时，面对到浦东来采访的记者，浦东的官员总会提醒一下，注意到了吗？浦东开发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是前所未有的。 

　　4.邓小平即兴吟诗 

　　1993年岁末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时，他的内心依然牵挂着浦东。 

　　也就三年多的时间，浦东开发高速起步。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到1993年的164亿元，年均增长的速度是21%。从1990年到这年11月，外商投资项目1522个。 

　　1993年12月13日，邓小平漫步于高高的杨浦大桥。那是一座才建成通车两个月的新桥，犹如一道彩虹横跨黄浦江面上。 

　　陪同官员考虑到邓小平年事已高，劝他不要下车，但是邓小平兴奋地下了车迎着寒风，走在宽阔的大桥上。大桥建设总指挥告诉他桥面距离黄浦江面62米，是世界第一大跨度的桥。邓小平听后露出满意的笑容。 

　　风越来越大，雨也越来越大，邓小平走到桥中，透过琴弦般的斜拉索，眺望着远方的浦东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并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 

　　诗言心声，看得出对于浦东开发开放的速度，邓小平还是满意的，浦东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深深地拨动了老人的心弦，开发浦东是三年前他向世界打出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