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透过窗户照在中心的值班电话上，“叮铃铃……”“喂？您好，这里是浦东疾控，请讲……”我拿起话筒，说着惯用的开场白。电话的那一头，是一位声音充满着担忧、恐惧、愤怒的“恐艾症”患者，因为4年前的一次“高危”行为，他担心自己感染了HIV，于是不断地检测，虽然数次的检查结果均为阴性，却陷入了“不相信—再检测—不相信—再检测”的怪循环中，时常会因为一点感冒症状就担忧，怀疑医生对自己隐瞒检测结果，甚至在做检测的时候怀疑VCT门诊的医生给自己用别的病人用过的酒精棉球。他从对4年前“高危”行为后的担忧，陷入了“医生让我感染”的恐惧中……在如此这般的精神折磨中，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嫁到检测医生身上，扬言一旦检测结果为阳性，他会报复医生，报复社会。就这样，他在电话的那头说了一遍又一遍，我在电话的这头听了一遍又一遍，他大概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太需要倾诉，所以我只能静静地倾听，并时不时地安慰。通话持续了40多分钟，到最后，他说他谁也不信，只信我，如果来浦东疾控检测结果为“阴性”，他就相信是“阴性”。听到他说这句话，心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欣慰，倘若这40分钟的耐心能缓解他恐惧的心理，消除他报复社会的念头，那也是极好的。

　　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的一位医生曾经在朋友圈分享说：“做了越多咨询，越意识到很多时候我给出确凿的办法却依然无法解决咨询者的问题。恐艾的依然执着恐艾，就好比一个带着绿色滤光眼镜的人满世界去找红玫瑰。我指给了他红玫瑰，却被告知这是绿玫瑰……”她道出了很多中心值班医生的感受，我们接到的形形色色的咨询电话中，不管是恐艾，还是恐犬，即使很肯定地告诉他们——“这样不会传播”，还是难以消除他们执着的恐惧。也许最好的缓解他们恐惧的办法，就是耐心的倾听和反复多次的肯定解释吧。

　　在浦东疾控中心，每个科室都有至少1部咨询电话，值班室的电话就像一个总站，能解决的尽量解决，碰到疑难问题先安慰、记录，然后转接到科室……每天，值班室里都重复着这些步骤，日复一日，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刻里，变换着不同的主角和不同的事件。

　　（浦疾）